2017年年报出笼,中国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增长6.9%。虽告别10%的时代,但在大国中仍属高速。

唯GDP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中国持续三十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生态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传统发展模式遭遇巨大挑战。提倡有质量的发展,获得了广泛的共识。

但是,GDP不能简单废弃,相对高速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仍非常重要。

当下,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金,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线。比下虽有余,比上远不足。中国的人均GDP落后全球发达国家数十年。仍是一个穷国。人民等不起。谋求更美好、更便利的生活是民众的基本需求。

国家要进步,家庭要富裕,个人要发展。三位一体,如果国家发展速度过慢,将无法达到三合一的目标。同时,强盛的国力,也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这就是中国必须保持相对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兼顾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

如果完全抛开GDP,则地方发展无法衡量,搞花架子者上位,干实事者吃亏,绝非国家之福。建立一种既不抛弃GDP,又不完全以GDP论英雄的衡量机制,乃大势所迫。

因此,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有以下几大指标:

(1)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衡量内生发展能力)

(2)民营经济占比(衡量经济活力)

(3)人均GDP (衡量创造财富的能力)

(4)第三产业占比(衡量产业均衡与发达程度)

(5)万元GDP能耗 (衡量消耗与产出比例,对资源的破坏程度)

(6)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衡量技术创新的作用)

(7)社会消费品零售占GDP比重(衡量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

(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高新技术拉动作用)

八大指标远非完善,不过八个指标大体上还是可以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

(1)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 

内生增长能力,考察一个地方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在增速相同的情况下,很明显,那些消耗投资少的地方,发展更有质量,更具备自我造血功能。尤其在全国投资疯狂的情况下,这一指标设立尤其重要。

在本项指标中,内生发展能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比成反比关系。

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虚妄之火猛烈,一个巨大的假象,即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

更为让人担忧的是,这种依靠高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模式,被全国各个区域和城市仿效。由于中国特有的政治周期,大约每隔几年形成一个事实上的考核期,这样,各个地方主政者,面临着迅速做大总量,提高增长速度,以在同僚的竞争中胜出的压力。而培育产业,则周期漫长,很少有富有远见和耐心的人去做。

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77.5%,比最高峰的2015年略降,但在全球范围仍是畸高。

当下中国内生增长能力最强的城市是深圳,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22.9%。

自我造血,自我发展,依靠创新,依靠技术发展,还是依靠投资砸盘?

(2)       民营经济占GDP比重

一个地方经济是否富有活力,民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晴雨表。

哪里的民营经济活跃,哪里的经济就发达,哪里的人民群众就富裕。

广东和浙江经济活力冠绝全国,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其强大的民营企业造血功能,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其真实经济质量越高。华为,腾讯等崛起于深圳,方太、雅戈尔等崛起于宁波,绝非偶然。

值得警惕的是,很多地方对于培育实业、扶持本土企业缺乏耐心,热衷于央地联姻,招引企业,搞大项目,一个央企的投资,动辄数百上千亿,效果立竿见影,快速做大总量,容易获得升迁,为众多省市所追逐,助长了地方投机主义。

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地方,其发展更为艰难,也正因为如此,其发展的真实质量也高,坚持实业,坚持培育本土企业,坚持中小企业为主的发展战略,更富有远见。

(3)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第三产业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城市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已达51.6%。

事实上,国内一些城市的服务业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的水平,比如,北京三产占比超过80%,成为大陆城市中服务业占比最高的城市,成功实现了“三二一”的经济结构。“北京模式”无疑为中国迫切希望转型的各大城市提供了样本。

不过,中国仍然属于后发国家,就产业发展阶段而言,仍需坚持制造业立国,第三产业不可寄望太高,北京模式”恐怕难以在全国推广。除少数中心城市之外,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不可偏废制造业。

在同一个城市圈中,搞平均主义并非上策,保持各自优势,进行合理分工,才是更优选择。比如苏州,第二产业就非常强势。为何?上海和南京分担了它的部分服务业功能,它安心搞制造业,做大做强,也挺好。

(4)       人均GDP

人均GDP是最直接的指标,GDP的创造,是靠人海战术,还是搞高人口素质?,一目了然。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59660元。

(5)       万元GDP能耗

同样创造万元GDP,谁消耗的少,谁的GDP质量就高,非常直观。

2013年至2017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从7.7%降到6.9%,呈缓慢下降趋势,而同时期的单位GDP能耗,则分别减少3.7%、4.8%、5.6%、5.0%、3.7%,呈快速递增趋势。累计下降达21%。关键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中国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也许是:经济发展次高速,环境保护加力度,两者兼顾。

划定底线,底线之下,严格控制,底线之上,放开手脚。既不过度破坏环境,也不缩手缩脚,痛失时机。尤其是中部腹地,以及西部重点地区,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增长极。

金山有价,青山无形。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平衡,高速度与高质量平衡,方为正道。

(6)       全社会研发经费占GDP比重

R&D经费占GDP比重 , 这一指标是全球通用的核心指标,衡量技术和创新的投入强度,至关重要。

全球这一比例最高的经济体分别是以色列(4.4%)、芬兰(3.9%)、韩国(3.7%)、瑞典(3.4%)、日本(3.3%)、美国(2.8%)、德国(2.8%)等国家,全部以高科技产业闻名。

2017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2.12%。总投入达1.76亿,国家创新,已经到了飞跃质变期。

以投入总值论,中国的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但是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平均3%左右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在重点城市中,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千亿,约占GDP的5.7%,位居首位。深圳紧随其后,达到4.13%。上海位列第三,杭州、武汉、天津,都达到了3%。基本与全球主流城市靠拢。令人意外的是广州,研发投入远低于深圳,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更损害其在全国的战略地位。

国内多数城市在2%左右。

中国处于全球节点位置,上游是欧美国家,下游是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未来要避免两线竞争的困局,相对下游国家必须率先产业升级、率先技术升级。

路在何方? 唯有创新。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并不是全口径的消费额,主要体现日常生活和大众消费,可以衡量实物消费和实体经济的拉动能力。

2017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262亿元,占GDP比例为44.3%,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中国终于形成了统一的大陆市场,国内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平衡的城市,后劲日益强劲。作为中国的最大腹地,长江中下游几乎所有的省的省会及以上城市,无论是成都,还是武汉、长沙等地,均表现突出。

单纯的生产性城市,则比较吃亏,典型的是珠三角的佛山,长三角的苏州和无锡等城市,虽然整体经济表现强劲,但是消费市场却被周边综合性中心城市分流。

高耸的房价,已经成为制约部分城市消费能力的最大杀手。北上深消费能力受到极大制约,因为市民的钱都投到地产上了,尤其是深圳,零售额占GDP比重竟然不到 30%。

有趣的是,基尼系数与消费能力有内在逻辑关系。过去十年左右,是中国基尼系数最高的时期,2008年达到顶点,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萎缩和徘徊,而最近几年,随着国家整肃贪腐势力,打击红顶商人,基尼系数下降,消费能力也上升。

基尼系数大的地方,消费能力也受到制约,富人的消费多落脚到国外以及奢侈品市场,对于大众消费拉动作用不大,而平民财富不足,也制约了大众消费。共同富裕,不仅是道义要求与国家使命,也是国家经济强盛的理性选择。

(8)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

全球主要国家重新掀起的工业竞争,最主要的就是高技术领域的竞争。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典型的夹心层,前狼后虎,都不好惹。尤其是美国制造业回流,未来挑战巨大。面对欧美传统发达国家这匹前狼,中国需要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实现突破,打破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封锁与垄断。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一个核心的战略使命,就是提高制造业的质量。中国制造2025计划关注的十大重点领域,如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都属于高技术领域。

2017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2.7%。

深圳的高技术制造业表现最为突出,独步全国。其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了惊人的65.6%以上,苏州的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也非常突出,其总量与深圳基本抗衡。武汉的表现令人惊喜,其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5%以上,武汉腾飞的基础是工业而不是服务业。工业倍增计划,非常踏实。

北京虽集中了中国最多的研究机构与最顶尖的高校,但是在竞争中处于守势,仅居中游。主要由于北京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占比达到了80%;上海高技术制造业不强势,也有同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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